习近平总书记邀请我们返家乡搞农村调研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一）

编者按

早在30多年前的1984年3月13日，《中国青年报》即以“县领导关怀负笈者 大学生不忘故乡情——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与本县籍大学生的通信”为题，报道了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与河北农业大学全体正定籍学生之间书信往来的一段佳话，并全文刊登了这两封信。

今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从今日起，本报将“再续前传”，刊发《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系列专题报道。这组以采访实录形式呈现的专题报道，回顾还原了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厦门、宁德、福州、浙江、上海和到中央工作以来与大学生交往、交流、交心的互动场景，体现了习近平同志长期以来对大学生的关心、关爱和关怀。我们期盼这组报道成为青年学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生动教材，引领青年学生不辜负总书记期望，沿着党指引的方向健康成长。敬请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朋友们关注。

（本报将在报纸和新媒体端专门开辟《青年来信》专栏，刊发广大读者阅读和学习报道之后的启发和感悟，来信请发我们的邮箱xinwen@cyol.com，欢迎踊跃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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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曹兵海，男，1963年1月生，河北正定人，河北农业大学畜牧兽医系1981级本科生，1985年毕业留校工作，后留学日本信州大学、岐阜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现任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现代农业（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

采 访 组：石新明 王丽莉 曹钰 闫拓时

采访日期：2018年10月4日 2019年5月1日

采访地点：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曹兵海教授办公室

采访组：曹兵海教授您好！1983年12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给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的学生写了一封信。作为当时就读于河北农业大学的在校生和事情的亲历者，您能说说当时收到信的情形吗？

曹兵海：好的。我是1981年秋到河北农业大学读书，1985年7月毕业留校任教。1983年年底，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的同乡要组织聚会。这次聚会，我们邀请了正在河北农业大学进修的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吕玉兰参加。吕玉兰同志是当时全国闻名的劳动模范，1983年9月她到河北农业大学农经系进修学习。其间，她就住在女生宿舍，平时和我们正定籍的大学生交流比较多。

那天聚会前，我们同乡会的会长肖玉良和几名同学一起去保定火车站接吕玉兰。吕玉兰来到学校就请我们到路边的饭铺坐下，为大家点了包子，自己从书包里拿出自带的馒头、咸菜。吕玉兰一边吃着馒头，一边兴奋地说：“县委书记习近平，给大家捎来了一封信。”

随即她让肖玉良同学给我们大家读了习书记的来信：

河北农大全体正定籍的同学们：

你们好！

玉兰同志曾同我谈过你们的情况。我作为在你们家乡任职的县委书记，过去对你们一直关心未及，深感抱歉，望得到谅解。

我想，当同学们课余饭后，晨明夜静之时，一定是非常挂念家乡的。这里我想高兴地向大家报告，今年以来，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指引下，经过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经济建设又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初步测算，今年全县农业总产值可达18200万元，比去年增长28%；工业总产值可达8755万元，比去年增长35.7%。以同学们最关心也是联系最密切的农村而言，可以说是全面大发展。今年粮食亩产1300斤，总产可达42700万斤，比去年增产16%；棉花预计亩产160斤，总产可达2240万斤，比去年增产81.8%；社队企业两级纯收入可达2200万元，增收11%；社员家庭副业纯收入可达6400万元，增收12%；全县可分配总收入可达17300万元，增长42%；社员人均收入（含集体分配和家庭副业）可达380元，增长25%。上述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最好水平。目前，我县的经济工作已经逐步纳入商品生产的轨道，精神文明建设以及机构改革等其他各项工作都在顺利开展。可以说，依靠着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一个政通人和、百业欣欣的局面已经初步形成。

当然，我们的工作还有困难，有阻力，有缺陷，不可能尽遂人意。特别是在农村，文化落后、科技落后的状况并未根本改变，陈旧的小生产经营方式的束缚并未取得根本性的突破。而要改变这一切，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大农业，靠什么？很关键的一条就是靠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广和应用，就是靠掌握这些科学技术的专门人才。虽然“科技热”的浪潮正在广大农村蓬勃兴起，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人才更不足啊！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农大学生同样也离不开农村。可以说，家乡的40多万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待，盼望着你们早日以优异成绩成就学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挑梁扛柱，竭智尽才。

古人“十年寒窗”，是为了金榜题名，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光宗耀祖。这一套陈腐的观念，当然为我们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大学生所不齿。相信同学们都有着明确的学习目的，都有着奋发图强、献身四化的远大志向，一定是不会辜负这“黄金时代”的宝贵时光的。

祝同学们学习顺利！

你们的同志 习近平

1983年12月18日

读完这封信，现场掌声响起，大家欢呼雀跃，心情非常激动，这一情景就像是发生在昨天。大家一一传阅来信，后委托肖玉良同学妥善保存。

采访组：您和同学们看完习近平同志的来信有什么感受呢？

曹兵海：大家看完信后十分激动。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封信，是我们没有想到的惊喜。这封信代表了县委、县政府和全县人民对我们正定籍同学的关怀，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人才的重视和珍爱，使我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与我们肩负的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的来信有两点对我们触动很大。一是习近平总非常谦虚，信里说“过去对你们一直关心未及，深感抱歉，望得到谅解”“这里我想高兴地向大家报告”，特别是信的末尾署名是“你们的同志 习近平”，一下子就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现在回忆起来仍然对这个落款印象深刻。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信中说“农村迫切需要农大学生”“家乡的40多万父老乡亲都在翘首以待”，让我们感受到“挑梁扛柱”的责任，增添了“奋发图强”的力量，激发了“献身四化”的决心。

来而不往非礼也。后来我们商议，请肖玉良同学执笔给习书记回信，表达我们的感动和决心：“尽管我们现在的知识面还很窄，但是如果咱县生产在农艺、农技及农经管理方面遇到什么问题，我们还是希望能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与您们一起研究，或者利用在校的有利条件，请老师帮助解决。”事过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小客村的农民发来的求助信息：“正定小客村种植的苹果树树龄已经十几年了，正处于盛果期，但果树一个劲儿疯长，就是不怎么结果。”接到求助信后，我们园艺系的师生齐上阵，出手一修剪，第二年果树便果实累累。

1984年3月13日《中国青年报》以“县领导关怀负笈者 大学生不忘故乡情——中共正定县委书记与本县籍大学生的通信”为题，报道了习近平总书记与河北农业大学全体正定籍学生之间的书信往来，并全文刊登了这两封信。

习近平总书记不仅给我们河北农大的正定籍同学写了信，而且也给全国各大学的正定籍同学写了信。在给各大学正定籍同学的信中，习近平总表达了殷切的期望：“国家需要你们，正定的各项建设事业同样需要你们，家乡四十五万人民热忱地期待着你们，殷切地希冀你们为正定繁荣出力献策。”他表示，如果毕业以后在外地工作，希望同学们能尽量想办法和家乡挂钩，为家乡作贡献。如果能回家乡工作，政府将尽可能地为同学们创造好的工作条件，在各方面给予支持。这些内容在报告文学《“而立”之年》中都有记载，这篇反映习近平同志主政正定的报告文学发表在1984年7月的《河北青年》上，在同学们中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采访组：在来信之后，听说习近平同志还邀请大家暑期返家乡做农村调研，实际体验家乡的社情、民情和发展，您能具体说说调研的情况吗？

曹兵海：那是1984年暑假前的一次同乡会上，肖玉良同学和大家说：“县委书记要邀请大家暑期回乡做社会调研。”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很兴奋，当时就有20多人报了名，县里已预先为我们做好了调研方案，所以一放暑假，我们这20多人就到县教育局去报到了。

当时的县教育局挺简陋的，在一个类似学校的地方办公。因为我们人太多，天气又特别热，教育局的同志就把我们带到了一棵梧桐树下，每人给了把椅子围坐在一起，也没有桌子，就这样开会了。我记得那是棵特别大的梧桐树，枝叶繁茂，我们所有人围成一圈就都在树荫底下了。

习近平总书记到来后跟我们每位同学都握了手，之前我们没见过县委书记，一开始大家都感到特别的拘谨。我记得习近平总书记当时穿着一件海蓝色的短袖衬衫，干净整齐，发型精干，笑脸盈盈，让我们感到非常亲切。习近平总书记先是与我们进行拉家常式的漫谈，他说话语速较慢、言语温和，特别平易近人，我们的拘束瞬间就无影无踪了。

这次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直接印象比上次来信的间接印象更要深刻：一个是因为这个县委书记非常年轻，那时他刚30岁，也就比我们大七八岁；另一个是习近平总书记高大帅气，尤其是他的手特别温暖——那种厚厚的感觉，跟我们讲话一点儿“官架子”也没有。当时教育局也没有给习近平总书记准备桌子，他就拿把椅子坐在我们中间，给我们做动员。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和习近平总书记这次面对面的交谈对我后来的成长影响是很大的。

采访组：这次动员会上，习近平同志和大家都讲了什么呢？

曹兵海：习近平总书记与我们座谈了近两个小时，习近平总书记讲了很多，既讲了这次调研的背景意义，也讲了做好调研的方式方法。他没有稿子，直接坐那儿就开始讲，很生动，不枯燥，非常实在，又有高度，大家听得很认真。那时候也没有人录像录音，现在找不到当年记录的笔记本了，真有点儿可惜。

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讲学习。他说，我们学东西要学无止境，所有学到的东西都是有用武之地的。学习的同时要想办法应用，在应用中再总结，再用于学习。搞这种乡村调研，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自我提高的过程。后来我自己当了老师，越来越觉得习近平总书记讲得有道理。知识要学，学了之后就要用，知识就会越学越深，即便是刚开始学的知识，也会找到能应用的地方。

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家搞调研，既可以深化课堂所学的知识，还可以发现很多课堂之外的事情。他举例说，不要小看了一粒化肥，化肥的用量、离根的远近、播种的深浅、用肥的时候浇不浇水，化肥的效果都是不一样的。通过调研发现的问题，对我们正定的发展有作用，对你们自身的提高更有作用。

在谈到如何调研时，习近平总书记还特别强调，调研不要只看表面的东西，而要通过表面的东西发现背后的机理，然后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寻找和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过程就一定会用到大家所学的知识。他风趣地说，你们去调研可能开始群众不欢迎，那么，如何让群众欢迎你就是一个能力提高的过程。

最后，习近平总书记还说了两点：第一，没有一分钱补贴，大家自带干粮；第二，交通工具是自行车，骑自己家的自行车去调研。那时候，习书记有个爱好就是骑自行车，乡村开车也不方便，他就喜欢骑着自行车走村串乡地调研。

采访组：在这次调研动员会上，习近平同志是否给大家介绍了县里的情况和发展思路？

曹兵海：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时，曾在《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知之深 爱之切》一文，文章写道：“要热爱自己的家乡，首先要了解家乡。深厚的感情必须以深刻的认识作基础。唯有对家乡知之甚深，才能爱之愈切。”

在这次调研动员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除了讲学习、讲调研，还给我们介绍了正定县的发展思路，展望了正定县的未来，不仅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家乡，同时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这张蓝图的宏伟和一气绘到底的壮志。他说，我们中国的经济肯定要大发展，正定县的经济也肯定要大发展。他坚定地告诉我们：正定要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要走科技兴县、工业兴县、人才兴县、旅游兴县的路子。他还谈到了正定县推出的人才政策，谈到了正定县精神文明建设和文化旅游的设想。

习近平总书记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如何才能一方水土富一方人？正定的经济怎么发展？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那么，我们一开步是迈左脚还是迈右脚？我们不知道现状，不掌握实际，就没有办法迈。”他的讲话就这么明白，就这么通俗，就这么富有逻辑，我对习近平总书记讲的这些话印象特别深。

习近平总书记还说，县里要根据大家这次调研出来的实际情况作出实际的决策。人都是要吃饭的，先要吃饱，再要吃好，要一步一步上台阶，所以我们必须先把农业的状况摸清楚，做好农业调研。

后来，我们了解到习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时非常注重调查研究，非常善于调查研究。他曾在县城大街上临时摆桌子，听取群众意见；在街头亲自发放民意调查表；写信给正定县委、县人大常委会、县政府、县政协四大班子同事，要求大家实实在在地调查研究。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做法，使得正定当年的政风为之一新。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在动员会后还请大家吃了顿肉包子，您能说说当时的情景吗？

曹兵海：习近平总书记讲完之后已近中午，他就和教育局的局长熊振立带我们吃了顿中午饭。从教育局到饭店的路上，习书记与大家有说有笑。习近平总书记虽然年轻，但我印象中大家称他“老习”，在正定这是一种尊称，可见他与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和亲近。到了饭店，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这顿饭由他做东，他说：“学子们回来了，家乡就是这样的家乡，现状就是这样的现状，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就请大家吃顿包子吧。”

那天，我们就餐的饭店是正定县最好的一家饭店，叫“开元饭店”，是非常有名的包子铺。说是最好的一家饭店，是当时正定县的标准，就是饭桌多一些，板凳多一些，没有空调，天花板上有个老旧的电风扇咣咣咣地转，感觉来回摇晃快要掉下来似的，噪音很大。习近平总书记请我们吃的这顿包子，是肉馅的，同学们吃得非常香。我当时又瘦又矮，吃得有点儿腼腆，没有与习近平总书记坐在一桌，习近平总书记站起来喊我：“曹兵海，多吃点儿，包子随便吃。”“吃完后，我们数一数看总共吃了多少笼屉。”习近平总书记没吃多少，他总是招呼大家，让大家别客气。同学们见习近平总书记这么热情，也就不拘束了，敞开吃了一顿，真是香啊！能吃上一顿肉包子，而且是随便吃，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梦里的事。我记得饭毕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家说，这是家乡最好的饭店了，如果有更好的饭店，我还会请大家去更好的饭店吃饭。

那天午饭后，我们20多个同学被分配到各个调研单位。搞畜牧的去畜牧局，搞植保的、搞栽培的到农业局报到。现在想想，全县这么大，就30来天，不可能进行全面调研。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提前有了规划，并根据我们的专业划定了调研分工。畜牧局安排我去韩家楼乡调查养兔和养鸡的情况，这个乡是我们县西北角的一个地方，大概离县城20多公里。

采访组：你们去调研，乡里村里知道吗？他们有准备吗？

曹兵海：现在有的调研是领导打好招呼，人过去就行了。那时候我们调研，乡里村里根本不知道，习近平总书记就是要了解最真实的情况。我记得那时候我们还有疑惑，这村里乡里都不知道，我们去调研会不会不受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就和我们说：“别人不欢迎你，你让别人欢迎了，这也是长本事。”

我调研的时候，一进村，不管男的女的，见到人就打听：你们乡有多少个村？紧挨着的是哪个村？村里谁家养鸡养兔了？谁家养得好，谁家养得不好？韩家楼乡有十几个村子，我走遍了每个村子。有的村子养殖形态多种多样，不是一天就能调研完的。我花了一个月时间靠着打听问出路线图，然后顺着路线图去看实情、做记录，再进行分类比较、分析、归档。这些调研实践，让我掌握了调查研究的基本功。

采访组：听说您重点调研养鸡、养兔的情况，能和我们说说具体的调研和感受吗？

曹兵海：我接受的是有关养鸡、养兔情况的调研任务。这一个月，我每天早晨都是从家里骑着自行车去走乡串户，到晚上返回家里。打听好了谁家养鸡、养兔，有时候再问问如何养的，然后到人家家里先看鸡舍、兔舍是什么样子，再问养了多少只，养得如何？

经过调研，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实践出真知”的道理，比如说养鸡，有的鸡舍用破砖砌成一个小笼子状，人即使蹲着也进不去，只能鸡进去，这算条件好的。有的人家住在村外，墙外面就是农地，早晨把鸡赶到地里，晚上鸡自己就回来了，要是丢了就去地里找。饲养的类型都要弄清楚，那时候我去调研都是画图的，真正有规模的养鸡是什么样的鸡舍，尺寸是多少，养了多少，喂的是什么，最后要算一笔经济账。因为习书记给我们动员时，强调了有些事情不要仅看些表面的东西，要看到事情背后都有一定的成因。比如说，你要知道他为什么盖这么大的鸡舍，为什么能养这么多只鸡？为什么不再多养？等等。不同的规模都有一个制约它的平衡点。习书记说：不要小看外面跑的一只鸡，一只鸡如果跑到地里吃了掉落在夏收麦田里的麦粒，鸡生成的肉没有饲料成本，但可能下的蛋不规律，下的蛋少。如果鸡是圈养的话，不让鸡出去，鸡吃的东西都要人工自己给，这个成本就高一点，但是鸡的产蛋多一点儿，长得快一点儿，在当时的价格下，这个养殖方法合适不合适？对于这些，习近平总书记要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去算明白这笔经济账。

再比如说，养兔子。有的家就盖两层兔舍，有一人高，跟小楼房似的。但是有的家就直接在地下挖个窖、打个井。兔子有个习性，就是生小兔子的时候要挖洞，它就跑到这个窖里面再打洞，一般打个几米远，把干草铺进去，把自己两排乳房的毛都撕下来做成窝，这样就成了产房。兔子生了小兔子之后，在洞里喂好奶，出来的时候就把洞用土堵上，等下次喂奶的时候，再去把土扒开，里面的空气能够保证小兔子的呼吸，小兔子是死不了的。等到兔子断了奶，大兔子就把小兔子领出来了。第二种方法比较“土”，但非常省钱，这就是民间的智慧。对这些实况我都仔细画了图，窖里面有多少个洞，我们都要趴下去看看有多少个眼。每一家有多少只兔子，有多少只母兔，挖多大直径的窖，有多大直径的洞，兔子一次生几只，小兔子出洞的时候有多长？长多大？出来后喂的是什么，多长时间卖？卖多少钱……都调研得清清楚楚。

这些兔子、鸡养成了都卖给谁呢？当时，也是我们的调研问题。由供销社到各个村里去收购，农民也可自己拿着兔子卖给供销社。那时候兔子不管肥瘦、不管大小，你想卖就随时能卖。其实兔子再喂喂再长长可能会卖更多的钱，但是有的人家急着用钱，就卖得早点儿，鸡、鸡蛋也是这样的，供销社的人走村串乡去收购，农民能及时获得资金。

习近平总书记要求我们的任务不是专门的单一调研，而是要求我们延展视野做更宽广的社会调研。他说，调研中必要时甚至要掀开锅看看——人口有多少，锅有多大，吃的是什么，要对调研的家庭进行全面了解。调研期间，我们有时要到老乡家搭伙，习书记说，“你们吃人家的饭，一定要付钱”“你们不能嫌弃人家的饭不好吃，因为他们就是那样吃的”。他们家的饭好坏，实际上与他们家养的鸡、兔是密切关联的，与他们家的收入是关联的，饭不好肯定收入少。

调研的一个月，我每天早晨都是骑着父亲的二八自行车带着馒头去，晚上回家整理一天看到和听到的内容，最后写成调研报告，这也是我学术生涯的第一份调研报告——《正定养鸡养兔产业调查报告》。现在看来，这份报告对正定县的发展未必有多大的作用，但对于我却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提升。习近平总书记独到的视野、方法和分析问题的思维方式，对待下属和他眼中的“人才”所表达的格局与情怀，让我受用终身。

之后，调研报告用复写纸誊写了3份交给了畜牧局。听说畜牧局、农业局把我们20来个人的报告都给习近平总书记看了，他看了之后挺高兴，就正定的农牧业发展与他们进行了讨论。我的调研报告，可能是因为图文并茂，比较生动，还得到了习书记的表扬。

采访组：通过这次与习近平同志的工作接触，您有什么感受？

曹兵海：第一感受是“实”。我感觉习近平总书记是这样一个人：对事情不看表面，看实实在在的效果。对于我们的调研，他是一个要“干货”的人。他要求我们“老老实实地调研，在调研中提高自己”，“调研报告要写得‘实实在在’——不要写赞美的话，多写政府部门没掌握的情况和哪些方面需要改进”。习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说得少、做得多，一心一意求发展。他把求发展变成了真正的做事、真正的解决问题。

第二个感受是“韧”。我们当时就从习近平总书记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内在的韧劲和坚持，我觉得这是他的性格。我非常能理解他现在所说的“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槃的决心，把改革进行到底”，所要表达的“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追求和伟大情怀。

第三个感受是习近平总书记很善于做青年学生的工作。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做动员，是一次启发式动员。他只是给方向，不给画框，不给答案。他给我们提出可能遇到的困难，比如，“怎么让农户喜欢并配合你的调研就看自己的本事啦”，一语点醒梦中人。他深知农村情况复杂，看问题不能眉毛胡子不分，不能以偏概全。针对我们这帮正在读大学的青涩“马驹子”，习近平总书记的教育方法很是灵验，充分发挥了我们每个人的主观能动性。这个过程给了我们自主和自信，既有压力又有动力，是我们对自己认识的一次升华。后来我当了老师，越发感到他的启发的宝贵。

第四个感受是习近平总书记很有战略眼光和科学精神。多年以后，我才悟出习近平总书记让我们返乡调研的深意。他要抓正定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不拍脑门决策，需要得到农村最真实、第一手的信息。我们农大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到大学受过一些教育后，再回来看问题的角度就不一样了。让大学生返乡调研，既给我们提供了锻炼的机会，又能给县里决策提供可靠的信息。那个时候，刚刚30岁出头的他就表现出了这样的战略思维和稳健的工作方法。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带领并指导您进行农村调研，对您现在的工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曹兵海：影响非常大。习近平总书记带着我们做调研，一方面我自己对畜牧特别是养鸡养兔了解得更多了，专业知识水平得到了提高，调研的方法、思考的逻辑都有提升；另一方面，习书记实干、坚韧、科学的作风让我印象深刻，这对我之后做人、做事、做学问影响很大。

我担任了全国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的首席科学家之后，经常和体系里的专家们交流，要形成一种理念——做事要实。我们专家和企业打交道，你说得再好，你技术再高，有这个奖那个奖的，放到企业去，牛不长肉，企业就不会用。企业是要赚钱的，企业也是要“干货”的。我就总和体系里的专家说，别吹得那么好，只有企业用的技术，才是好技术。

记得我们曾到新疆塔城的一个屠宰场去参观，厂长把刚杀好的牛肉给我看，让我评价一下这个肉怎么样？我说，这个肉看着很不错，其实很一般，因为牛没养好。当时我说，你这个牛在去年的时候曾经缺过饲料，牛没吃好所以肉就没长好。如果吃好了吃够了，这块肌肉应该是多大面积什么形状。牛身上能赚钱的肉有110块，哪个月没吃好，相应的肉都会有所反映。每一块肌肉从小到大，都有它的发育最盛期，在最盛期缺了饲料，后面再怎么补也是补不回来的。所以，从这头牛的年龄往前推，就应该是去年缺的饲料。这个厂长不信，当时就问下面养牛的人，结果人家说，去年塔城干旱，农作物旱得差不多了，牛就没有吃够。

采访组：您觉得您当年做农村调研的经历，对现在的大学生来说有什么借鉴意义呢？

曹兵海：我现在带着不少的硕士生博士生，就是本着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对我们务实求真的要求，以身教为先，力求把他们培养成为现代社会需要的复合型人才。

我们有自己的养牛场，大牛、小牛、母牛都有。育牛的全过程学生都要参加，牛病了要学着给牛看病，牛要配种了要学着给牛配种，接生也要学，牛栏坏了要修牛栏，完完全全置身在一个养牛的世界。牛要吃的玉米饲料，一头牛一天吃多少，牛场的租金是多少，养一头牛一天多少成本，学生们要自己算一笔经济账，让学生想办法降低成本，学生完全在实战中学习。你不实实在在的，牛会告诉你，你欺骗我了，我就不好好长肉了。

我也经常去，大年三十我就住在牛场，和留守的两三个学生一起把全牛场的粪都清出去，堆得像小山似的；夏天要是没有女生，我就穿着大裤衩子、光着膀子、戴个草帽、穿着破凉鞋和学生一起干。当地的农民说，谁都不会认为你是大博士、大教授。

虽然比较辛苦，但在这种实战的环境下，学生学到了真正能应用于实际的知识和技能。有一个博士生，从小牛到长大，到杀牛、分割、餐饮，全程都参与了，博士毕业后就到首农当了肉牛的一把手；有一个硕士生，一个企业出年薪120万聘用他，但他没去，而是自己一毕业就创办了肉牛公司，他希望带动更多的养牛户脱贫致富。

当初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我做社会调研，再加上自己后来的成长，总的来说就是要求实求真，做调研要求实求真，做学问要求实求真，做人做事都要求实求真，我希望现在的一些学生能够自觉扭转追求名利的思想，实实在在地去学习和实践。

采访组：听说你们当年一起聆听习近平同志来信的1984届至1987届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的51名大学生中有26名回到正定工作，您能谈谈这封信对大家成长的影响吗？

曹兵海：这封信对我们的影响肯定是很大的，当时我也想回正定，但因为我日语好，学校希望我留校到图书馆情报部工作，负责搜集各个国家的农业信息，所以我就只好留校工作了。

首先，这封信就像一股暖流，在每个人心里涌动，一方面是县里各项工作大发展引发了我们由衷的自豪，激发了我们毕业后投身家乡建设的愿望；另一方面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这封信里，我们看到了县里对大学生的迫切需求，真心觉得回去是大有可为的。听说有非正定籍的学生听闻这件事后，说：“你们真好，有这样的县委书记，我们也想到你们那儿工作。”

其次，得益于习近平总书记的“人才经”。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时倡导建立“人才账”、建“人才楼”，聘请专家学者给正定当顾问，推出“内用、外招、上请、下挖、近补、远育”等一系列举措，打开了人才开发工作的新局面。在河北农大读书时，我就听说过正定县破格录用农民黄春生为国家干部的“新闻”，黄春生因刻苦钻研培育出优种“冀棉2号”，被正定县评为助理农艺师，并安排到县农科站工作。

说到习近平总书记重视人才，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故事是“习近平总书记夜寻武宝信”。习近平总书记曾亲自起草了一个正定“人才九条”刊登在《河北日报》上，当时石家庄车床附件厂的工程师武宝信看到新闻后，就给习书记写了信，信里说愿意到正定来工作。听说当时习近平总书记收到信就很晚了，但是他连夜就赶到了石家庄去找武宝信。虽然习近平总书记知道武宝信住在哪个小区，但到底住在哪栋楼是不清楚的。他当时和县长程宝怀一起去找，逢人就打听，听说打听到10点多了还没找到。程县长和习近平总书记说：“算了吧，今天找不着，明天再说吧！”习近平总书记说：“不行，今天必须找到武宝信。我从南往北喊，你从东往西喊。”他们俩就在小区里扯开嗓子喊“武宝信”“武宝信”，后来武宝信终于听到了喊声，从楼里走了出来。习近平总书记和他座谈了很久，最后把武宝信的项目落户在正定，听说投产不到一年，就实现纯利润30万元。这件事给我的触动很大，我想我要是县委书记肯定做不到，多没面子啊！习近平总书记真正是为了正定的发展，内心装着“为人民谋事”“为正定求才”的想法，丢掉了所谓的“架子”“面子”，为正定办实事、办好事。我们许多同学后来都回到正定工作，我想这也是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和县委重视人才这种氛围的感召吧。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邀请同学们返乡做社会实践的实战经历对大家的影响比较大。不少同学在村里面看到十来年的果树，在旺果期都不结果子而是疯长，乡亲们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会修剪果树，也没有修剪的技术。当时在学校的老师还有临近毕业的学生都已经掌握了这些技术，如果回去的话，解决果树不结果的问题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这却是乡亲们面临的一个大难题。社会实践对大家的思想触动比较大，同学们认识到农村需要知识，需要人才，认识到应该到最需要我们的地方去，去实现我们农业大学生的价值。

我认为，基于以上几个原因，那几届河北农大的正定籍同学返回家乡工作的比例非常高。据初步统计，1984届至1987届河北农业大学正定籍的大学生一共有51名，后来有26名回到正定工作，他们大多是所到部门分到的首位大学生，他们所学更是涵盖了农学、农经、农机、牧医、植保、园艺等各个专业，如今大都在当地农业、畜牧、林业等一线部门独当一面。他们当中，走出了多位石家庄市、河北省乃至全国的专家。比如，河北省农业厅总兽医师冯雪领，石家庄植保站站长李润需，正定县委常委祁立广，植保专家王金凤，小麦专家仝建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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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与我们聊如何做好基层工作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二）

1984年7月29日下午3时45分，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到县招待所看望前来参加社会实践的徐南雄、任锦芳等中国人民大学师生，并在同学们住宿的房间里与大家谈心两个小时。在交流中，针对同学们关于“如何做好基层工作”的提问，习近平同志与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基层工作的体会和感悟，鼓励同学们毕业后到基层一线去接受实践锻炼。习近平同志谈道，作为基层干部，要有忍耐力、直觉力和行政力，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干好基层工作，要有兴趣、有热情，要有韧性、有耐力，要有一点儿组织能力，要有一股豁出去的干劲。

（本报将在报纸和新媒体端专门开辟《青年来信》专栏，刊发广大读者阅读和学习报道之后的启发和感悟，来信请发我们的邮箱xinwen@cyol.com，欢迎踊跃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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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对象：徐南雄，男，1955年9月生，重庆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1982级本科生，曾任重庆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副主任、北部新区管理委员会巡视员，2015年退休。任锦芳，男，1963年10月生，浙江杭州人，中国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1982级本科生，现任浙江省畜牧农机发展中心一级调研员，机关党委副书记。

采访组：石新明 特木钦 黄佳敏 林钰芳 王蓁 刘艺芬

采访日期：2018年8月5日，2018年8月7日

采访地点：浙江省畜牧兽医局会议室，重庆火车北站地区综合管理局会议室

采访组：徐主任、任书记，你们好！听说你们是中国人民大学1984年7月赴正定暑期社会实践团成员，请为我们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况。

徐南雄：时光倒流，回到1984年7月21日。校团委副书记苏长青、校报记者萧燕带领我和任锦芳、刘娅、刘锐、余方、李启章、朱海鸥、李荣8名在校生，从学校出发，开始了为期20天的大学生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次活动可以说是一次“寻根之旅”，即沿着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的办学之路，去寻找当时人民大学前身的历史遗迹。

我们先去了河北阜平县、灵寿县、平山县，这三个县是革命根据地，也是华北联大、华北大学曾经的办学地。由于需要访问的点较多，我们在灵寿县分成两个组分头活动，并约定7月29日下午3时许在正定县政府招待所会合。当天下午3时45分，时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到招待所看望大家并与我们进行了座谈。

任锦芳：我们是以“寻根”的名义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的。我们中国人民大学一直又被称为“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华北联大、华北大学到中国人民大学，从延安、山西、河北再到北京，是一路紧跟着毛主席从延安出来的。这次活动的目的是通过实地的一路走、一路看、一路听，探寻一些当时人民大学的历史印迹，拍摄一些影视资料，访问一些老同志并听他们讲述当年办学的情况。

当年毛主席从延安出来后，在西柏坡指挥了三大战役，西柏坡就在正定边上，从1948年8月到1949年年底的华北大学，也就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旧址就设在正定县城内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六医院。当时的歌剧《白毛女》，就是当时人民大学的文工团在正定小学操场上表演的。据说演到动情之处，一个战士气愤得拿起步枪向着舞台上的黄世仁开了一枪。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正定县。因此，正定县是我们这次社会实践活动非常重要的一站。

采访组：1984年7月29日下午，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到招待所与实践团成员见面座谈，能否给我们谈谈当时见面的情景？

徐南雄：当时见面的情景，历历在目。那天我们与习近平总书记约的4点见面，大概3点半多一点，我们就到县委招待所大门进来以后的空地上等习书记，招待所的院子里面有个水池，水池里有一座假山，我们就站在那儿边等边聊天。我笔记上有记录：习书记大概3点45分就来了。他个子比较高，穿着绿色的军裤，是一个人骑自行车来的，也没有别人陪着，把自行车放一边就进来了。我们队里的萧燕老师，也是陕西知青，他是著名作家萧军的儿子，是当时校刊的摄影记者，他与习近平总书记聊了十来分钟当知青的体会，然后我们就进到房间里面座谈了大概两个小时，交流气氛轻松热烈。习近平总书记讲话坦诚直率、生动形象，且富有哲理、思想深刻，对我的启发很大，感触良多。当天晚上，我用日记的形式写下了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要点。这次社会实践的笔记本一直被我精心保存，成为一段历史的见证。

任锦芳：习近平同志从北京到正定县任县委书记，一个人住在县政府招待所。我印象中我们是住在同一个楼层，他好像住在招待所最西端，我们住在中间的几个房间。当时并非只有一次座谈，我们在正定县开展了三天的实践活动，习近平同志来我们宿舍聊过两三次，有一张照片拍摄的就是最重要的一次座谈，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刻，也记得比较详细。这张照片，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我们寝室里，他在窗边坐着，拿着一把扇子，我在最边上做笔记。

回想起来，我对习近平总书记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是个帅哥。他当时三十刚出头，穿着军装，很年轻帅气。第二个印象是他很随和，非常平易近人。能够见到县委书记，我们学生是想都不敢想的，但是那个时候他跟我们坐在一起，而且还不止一次来看望我们，我们都觉得他非常平易近人。第三个印象是他很健谈，他跟我们说的观点都是很有见地、很有思想而且都是正能量的，我对他一直念念不忘。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与你们座谈的时候都聊了哪些话题？

任锦芳：我们聊了很多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是从清华大学毕业并工作不久之后来到正定的，我们实践团的成员也都是大二、大三和大四的学生——我当时大二，大家都是从北京来的而且基本属于同一个年龄段的人，他觉得我们就像他的娘家人。所以他跟我们聊天的话题自然而然就多了。

聊得最多的，是围绕如何做好基层工作这一话题。习近平总书记说，大学生开展社会实践调查的这种方式很好，他认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要多到基层了解。习书记还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我们讲了很多他自己到正定的工作心得。

徐南雄：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他于1969年年初插队到陕西省延川县，当时才15岁，由于勤劳肯干，1973年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不久便当了大队支书。1975年被推荐上了清华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国防工办，后又调至国务院、军委办公厅工作。1982年主动要求下基层，被下派到河北正定县，先任县委副书记，后又任书记。

那次学校给每个实践团成员发了一个笔记本，这个笔记本不方便记录，所以我有一部分记在这上面，另外一部分则记在其他的纸上，事后又誊抄上去。从我笔记本上的记录来看，我们当时还聊到如何结合本地实际落实好中央一号文件政策，聊到为什么要鼓励农民进入流通领域搞商品交换等。

聊得最多的，还是围绕如何做好基层工作这一话题。习近平总书记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我们讲述了做好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如何搞好基层工作的心得体会，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到生产第一线锻炼、提高自我。

任锦芳：我们当时有几个学生也面临毕业走上社会，所以就自然而然地向习近平总书记请教“如何尽快甩掉书生气，尽快适应社会，缩短大学生在基层单位的适应时间”。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要实现由大学生到基层行政干部的转变，一定要具备三个方面的素质，即要有忍耐力、直觉力和行政力。作为基层的行政干部，一定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这些话语讲得非常诚恳，深深影响到了我之后的人生。习近平总书记当时的这次谈话，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个新起点。

采访组：刚才谈到习近平同志鼓励大家到基层工作，并与大家聊了很多基层工作的体会，能否具体展开谈谈？

徐南雄：好的，这些我在当时的笔记本上都有记录。

在谈到为什么要到基层工作时，习近平总书记讲，他对农村工作有感情，大机关虽然工作条件好，但要真正做点儿实事，要充实自己的生活，实现自己的价值，还是要到第一线，从基层干起。

习近平总书记告诉我们，干好基层工作要做到四点。一是要有兴趣、有热情，这是基础。他说他到了正定以后，虽然忙，矛盾层出不穷，但感觉很充实，很乐意与各种矛盾斗争，也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这种繁忙已经成为生活的乐趣。二是要有韧性、有耐力，要作好长期艰苦奋斗的准备。三是要有一点儿组织能力，这种能力主要靠后天锻炼出来。四是要有一股豁出去的干劲，不但每天要花大量时间工作，而且要敢于负责，大胆创新，不要怕丢官。

在谈到怎样打开工作局面时，习近平总书记说，首先对一般性的问题不要随意表态，而是要多听多看，宁愿让人家暂时认为你是“笨蛋”。即使办一件小事，也要看准，办一件成一件。几个月后，心里有数了，工作就好办了，人们的评价自然就会改变。同时，他还认为县委干部不要瞎指挥，要多看、多学、多想，这样才会长见识，不断提高自己，不至于僵化、主意枯竭。

习近平总书记说，基层干部工作很辛苦，工作难做，但他们要求很少，有时只要上级对他们给予肯定和表扬就很满足了。因此，让他对基层干部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情。当时基层干部要做工作是挺困难的：干部工资很低，跟农民打交道，还要经常在外面跑；跟农民交往，有时得自己掏钱给老乡买烟抽。对于基层干部不能只让他们做工作，也要关心他们，爱护他们，鼓励他们。

采访组：刚才你们谈到当时有同学向习近平同志请教“如何尽快甩掉书生气，尽快适应社会，缩短大学生在基层单位的适应时间”，请您再详细回忆一下当时谈话的情景。

任锦芳：是的，当时我们问他，我们最多一年或两年也都快毕业了，即将走上社会，怎么做才能从学生转变为称职的基层机关干部，怎样才能缩短转变的过渡期？围绕这个核心问题，习近平总书记主要讲了三点。

第一，要有忍耐力。习近平总书记说在行政机关，一个人可能一辈子在一个岗位上，就做一项工作，工作内容翻来覆去，很枯燥，所以一定要有忍耐力。他说他很佩服身边这些县里的干部，虽然他们的文化程度不高，在工作之余甚至还要兼顾家里的承包地，一年四季都很忙，也没有作出惊天动地的成就，但是只要能够得到领导和群众的认可，他们就能忍受所有的苦，觉得自己的工作值了。当时他身边的县委县政府工作人员，据说被称为“三五牌”干部：50年代参加工作、50岁左右的年龄、50元左右的工资。习近平总书记说，他身边的这批干部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在一个岗位上不退缩，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这种实在、踏实的品质，就是基本的忍耐力。

第二，要有直觉力。习近平总书记说做行政工作非常难，特别是你当了领导，开会的时候大家发言完了你要马上能够加以归纳总结，这不像在研究室里对理论可以探讨探讨或者建立一个什么模型，等等，这是要求必须当场、当众作出决策。面对这种情况，就需要依靠一个人的直觉力。他还说，这种直觉力虽然有“与生俱来”的因素，但主要还是靠“后天养成”。后天学习对行政直觉力的养成至关重要。我笔记本上记录着习书记这样的话：行政干部首先要有广阔的知识面，文理都得懂，不仅要懂历史的、文学的，还要会说、会写，也就是老百姓说的“万金油”。

第三，要有行政力。我们去正定的时候正好赶上我们国家实行市场化改革的关键时期，当时实行双轨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84年，国家放开粮食交易——之前是计划经济，实行统派统购——粮食可以在市场进行交易。但是当时对交易仍有一定限制，有一部分仍然是国家控制的，剩下的部分才交给市场。在这个时候，思想认识、利益冲突比较多。习书记说：“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场革命，是革命，就会有牺牲。做行政干部要有一种豁出去的精神。干工作都要担一定风险，尤其是想创一番事业的有志气的人，要取得成绩，不可能太太平平、轻而易举、唾手可得。要有敢于牺牲、不畏艰险、不怕犯错误的冒险精神，该豁出去的时候不能犹豫。”

采访组：在正定社会实践期间，你们从群众中听到了哪些关于习近平同志的故事？

任锦芳：我们到正定之后听说了很多关于习近平总书记的故事，现在印象依然深刻的有四个：

一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调研。刚来的时候，据说班子里的成员连着三个月没有怎么见到他，其实在这三个月里，他跑遍了正定的各乡各村，进村入户进行调研。在调研过程中，他真正了解到县里的很多问题。在这三个月里，他默默地调研，不表态，调研回来之后召开县委会，在会上他提出了一系列设想和计划，县委通过之后形成决策再去实施。

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很低调。据说他当时从北京到正定工作既没有带秘书去，也没带司机什么的，在正定工作时也保持这个特点，出门轻车简从，带个秘书或者当地向导就出发了。他说不需要带那么多人去，他是去工作的，带着那么多人去不像样子。

三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人才。听说当时县里有一个化工厂，有好几个引进来的人才都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有的自己干得好舍不得走了，还把老婆也安置过来。有的当年就作出了成果，然后得到了奖励。

四是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农业农村工作，尤其是农业结构调整问题。当时正定县农业一直是走在全国的前列，是全国粮食生产第一个“跨长江”“过黄河”的县，但是经济结构很单一。他调查之后顶着压力提出加快农业结构转变，鼓励多种经营，当时有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我们整个社会实践的团队里，只有我一个是农业经济系的学生，所以我对他在农业方面的改革印象比较深刻。他在正定大胆地创新和改革，鼓励多种经营，发展花卉苗木种植。当时没有“一二三产业联动”“城乡融合”这类的说法，而是叫“农工商综合经营”“农工商、贸工农一体化”，但是综合经营改革所遇到的阻力也是很大的。正定是一个老区，老百姓的思想比较传统，觉得种植粮食是天经地义，种花养草是“资本主义尾巴”，很多人都无法理解。当时习书记通过调查研究，发现正定有很好的自然条件，农业基础设施和条件都不错，但是农民收入不高。所以习书记大胆决策，成立了多种经营管理办公室，并出台政策鼓励花卉苗木经营、农工商经营。在这个方面，当时正定的改革力度非常大。

习近平总书记与我们座谈后，我跟他表示我想去实地调查，习近平总书记当时说：“就你一个是农业经济系的学生，你去调查也挺好。”他还指着我说：“下一次你们人民大学农业经济系的同学如果要去实习、调研，要到农村去，就到正定来找我，我给你们安排。”他讲得非常亲切。一个学生能让县委书记亲自给你安排，当时对于我来说真是不知道激动到什么程度了。

习近平总书记指示农工部的人给我安排好，还专门派了马秀峰干事陪同，并借给我一辆自行车。我记得调研后我写了两篇调查报告，但现在只找到了《花香》这一篇。《花香》是我调查了正定郊区一个叫甘国田的种花专业户后写成的。他曾获得过县里的“率先致富”奖，从一个侧面证明习近平总书记所提出的农业结构调整是非常正确的。

徐南雄：关于农村经济结构调整，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一些传统的东西和我们的发展方向是不符合、不一致的，就要积极改革。比如，传统观念重农轻商，已不适应时代发展。当时农民搞商品交易，贩卖菜、粮食，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但是他认为农民进入流通领域去搞商品交换、做点儿生意是好事。有些人认为在外面做生意的农民不是正经的人、不种田的人不是好人，习近平总书记认为这种观念是错误的。所以他通过调研，就大力提倡农民要敢于经商、进入流通领域。

任锦芳：我个人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在正定的试验和实践是很重要的。他的“三农”思想最早可能是在梁家河萌芽的，但是他最早的实践和试验是在正定。在梁家河，他有了当农民的体会，对农民的感情很深；而到了正定，他有了舞台，可以在这片试验田上试验了，在这个地方，他的“三农”工作重要论述和“三农”理论初步形成了。所以他到浙江担任省委书记后，提出了很多非常好的政策，比如“八八战略”——就是“八大优势、八项举措”，从他开始到现在，浙江省委省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到今天还很管用，就是因为很多事情是他在正定已经实践了，在福建、浙江又继续深化了的宝贵经验和深度思考。从一个县——河北正定，到一个市——福建厦门、宁德、福州，再到一个省——福建、浙江，一步步地探索总结，他的这种思想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而是来自基层的社会实践。

特别有创意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在正定还搞了一个农村研究所。这个研究所设在一个村子里，为农村发展的很多具体问题开辟了“试验田”，全方位地寻找中国农村未来的发展道路。可以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的形成，同这个研究所的研究与实践是分不开的。

采访组：与习近平同志的这次近距离交流对你们后来的人生和职业发展有哪些影响？

任锦芳：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弥足珍贵，令我受益匪浅。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讲的“搞行政工作一定要有忍耐力、直觉力和行政力，一定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一定要注重调查研究”等道理，深深影响了我之后的工作实践。

我把这次到正定的社会实践活动，看作是我人生旅程的一个新起点。在这次社会实践活动之后，我每年都报名参加当时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寒暑假回家乡社会调查活动。当时回乡后我先不急着回家，而是先到省粮食局要一些数据资料，还到萧山区的统计局要过统计数据等。回家后，我父亲总会按照我的调查要求，时不时请一些人来到我家，我问他们答。或者按照调查要求，找村里最富的、最穷的、办企业经商的，等等，一户一户地进行调查，问情况，填表格，很是认真。我写的不少调查报告都得过奖，还有奖金，还给我报销火车票，等等。记得有一年寒假，村里的小店里来了一封从国务院寄给我的信，被村里的人传为美谈多年，其实就是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的寒假调查提纲。

1986年我毕业时，就业开始实行双轨制，大约有80%的大学生毕业时是国家给分配工作的，20%左右的毕业生要自己找工作。当时老师说没有到浙江的分配名额。1986年年初我们农经系在浙江黄岩县实习的时候，我负责班级后勤生活方面，没有被分配到乡镇村里去调研，于是我就利用在县城服务的机会查阅了全县性的相关数据资料，并利用给同学送信送报纸的机会，到同学们实践的一些乡镇村参与他们的调研座谈，最后我写了两篇关于黄岩农业农村经济方面的调研报告。当时，下派到黄岩县的县委书记正好是浙江省农业厅的厅长孙万鹏，他看到我写的两篇调研报告后，觉得这个实习生不错，我们老师跟他说我是浙江人，厅长说浙江人就留在我们浙江吧。就这样，我留在了浙江省农业厅，并进入了政策研究室，专门从事调查研究工作。我想这是我在正定学习调研后不久就得到的一个最大的惊喜吧。

到农业厅工作之后，我从事的大部分工作基本上都是与调查研究有关，这与在正定的实践经历是分不开的。我曾经在全国小商品城义乌待了两个星期，沉到基层一个一个场户进行调研，执笔写过一篇《城市化进程中的强农富民之路——义乌区域农业经济发展调查》。这篇调研报告在《浙江日报》上连载了四期，并被刊发在《浙江经济》杂志，据说当时还引发了讨论。他们主要讨论了两个问题：第一，原来调研报告也是可以这么写的。调研报告一般是按照现状、问题、思路、对策的顺序写的，但是我那篇调研报告突破了常规的模式。第二，对文中提出的“富民首先要减少农民”这个观点，有一些争议。后来我又执笔起草了《城市农业——新时期浙江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批示“此调研报告很好”。我现在觉得，把“城市农业”这个概念再缩小一些，推动当今的“城市阳台农业”，或者再延伸一些，提升改良传统的千家万户经营的“兼业农业”，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发展之路”，推进小规模农业转型升级，其实也是很有希望的。正定的经历，特别是时任县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对我的影响，总结起来就是“难忘的历程，前行的动力，一生的影响”。

他对我们的态度、他的一言一行都有榜样的作用，影响了我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也影响了我的人生。一个人的一生真的要有这样一个领路人，所以我要说谢谢他。

徐南雄：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本可以选择到条件好的大机关工作，但是他说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不能一直待在大机关，要从头做起，增加自己的实践经验，在实践中不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以自己的亲身体会，给我们讲述了基层工作的重要意义和如何做好基层工作的心得体会，鼓励大学生深入基层，到生产第一线锻炼、提高自己，让我们深受教育和启发。

我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影响，毕业时放弃了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等北京大机关工作的机会，自己联系单位回到重庆，在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工作一干就是五年。在1990年年底，我报名参加了重庆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筹建，此后便一直在开发区工作，白手起家，艰苦创业。每次遇到困难时，我就会回想起习近平总书记讲过的，作为基层的行政干部，一定要有忍耐力、直觉力和行政力，一定要有牺牲精神、奉献精神和创造精神。20多年过去了，每当看到自己参与开发建设的新区发展成为本市的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和城市风貌展示区时，心里的高兴和自豪之情便油然而生。虽然每个人的成长途径和方式不同，但基层的经历和实践绝对是人生的宝贵财富。

听母校的老师讲，2012年6月19日习近平同志到人大考察调研，见到校史馆里展出的1984年在正定县与人大师生座谈的照片时，他愉快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还关切地询问起师生们现在都在哪儿。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倍感温暖，仿佛又回到了那次终生难忘的社会实践活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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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同志提倡年轻人要“自找苦吃”

——习近平与大学生朋友们（三）

1985年冬天，正在厦门大学读书的张宏樑同学因一封信结识了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并经常得到习近平同志的指导和帮助。习近平同志指导张宏樑学习《资本论》、开展社会实践、完成毕业论文，并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亲笔题写“志存高远 行循自然”八个字，嘱咐他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为老百姓做事，“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习近平同志深入厦大经济系与青年师生座谈，还在中秋节骑着自行车到厦大芙蓉二宿舍给同学们送月饼，他提倡年轻人要“自找苦吃”，强调做人做事要“注重细节”，教导青年学生“要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才能得到知识‘干货’”，“只有和群众实践结合，才能把‘水分’挤掉”。

（本报将在报纸和新媒体端专门开辟《青年来信》专栏，刊发广大读者阅读和学习报道之后的启发和感悟，来信请发我们的邮箱xinwen@cyol.com，欢迎踊跃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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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对象：张宏樑，男，1964年6月生，辽宁新民人，1982年9月由石家庄十五中考入厦门大学数学系，1983年9月转入经济系政治经济学专业学习，曾任系团总支副书记，1987年毕业分配到河北省计经委工作，现在一家投资公司任职。

采访组：石新明 田玉珏 王丽莉 薛宏伟

采访日期：2018年6月25日

采访地点：北京亚运村张宏樑办公室

采访组：张宏樑同志，您好！听说习近平同志和您的交往是从一封信开始的。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情况。

张宏樑：说起来这是30多年前的事情了。1985年11月下旬，我当时正在厦门大学经济系读本科三年级。一天，我收到一封寄自厦门市政府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宏樑同学：

你好！我是十一月初从法国回来的，接着就是早出晚归的工作，各方面的来信积案如山，迟迟复信请原谅。

可以找个时间聊聊，我也要向你们这些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学习。

时间不好定，月底前因有洽谈会晚上都有活动，下个月请你给我来电话，打到政府值班室或找政府办王泰兴联系。

我住在图强路2号楼301室，进城时可以碰碰。

不赘叙。专此布达

顺颂

学安

习近平 24/11

我刚看到信的瞬间有点蒙，但马上就反应过来了——一个多月前，我给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没想到他会亲笔给我回信。

采访组：您为什么会给他写信呢？您在信里都说了些什么内容？

张宏樑：说起来很有意思。我一位高中同学的姐夫，是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八一学校的初中同学。他们上学的时候，经常一起交流思想、讨论问题。

1985年，正值中国改革开放大潮初涌之时，那时候他们都是30多岁的有志青年，面对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有很多想法非常需要相互探讨。于是我这位同学的姐夫就给到厦门任职不久的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长信。我放暑假回家时，同学姐夫找到我，让我把那封长信带给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这封信很厚、不好寄，又都是他的心血，怕寄丢了，嘱咐我一定得亲手交到习近平同志手上，还嘱咐我要盯着让他读完，再请习近平同志写个回信说说他的看法。

就这样，开学后我就带着这封信回校，没敢寄也不敢直接去送，于是我就给习近平同志写了一封信，大意就是想把这封信交给他，同时也很期待能与这位在正定老百姓中口碑很好的年轻领导干部见上一面，汇报一下自己的大学生活，希望得到他的指导。信封上写的是：厦门市政府办公室，习近平同志收。信发出后，压根儿没想到会收到他的亲笔回信。这让我感到很惊喜，也很感动。

采访组：您当时读了回信，有什么具体感受呢？

张宏樑：我看过信后，有两点强烈感受。一是觉得习近平同志特别谦虚。一位工作非常繁忙的市领导亲自给一个普通大学生回信，信里把有关情况说得很详细，还为回信晚了表达歉意，特别是说要向我们80年代的大学生学习，让我非常感慨、非常感动。二是觉得他为人特别真诚。信中告诉我他住在哪儿、怎么联系，让我有一种被信任和被重视的感觉，距离感一下子消失了，亲近感油然而生。连这封信的信封都是他亲自写的，足见他真心希望与大学生多交流，否则他让秘书打个电话通知我过去就行了，本来是用不着非要亲笔回信的。

采访组：您是什么时候与习近平同志见面的？当时聊了哪些话题？

张宏樑：我记得很快就和他约了一个周日下午见面。那天，我坐了几站公交车，又步行十多分钟，按照他给我留的地址找到他的宿舍。敲门时，我还有些忐忑不安，是习近平同志亲自给我开的门。我说：“您好！我是厦大经济系的张宏樑。”他说：“宏樑，你好！快请进！”习近平同志笑容可掬、亲切和蔼，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带着磁性。我们俩一握手，他就说：“你的手很厚很软啊！”这句话一下子就把我的不安情绪给打消了。

习近平同志的宿舍一进门就是客厅，和过道连在一起，很窄很小，就摆了两张沙发和一个茶几。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小伙子，坐吧。”我说：“这是您同学给您写的信，让我一定盯着您看完。”他接过那封厚厚的信，边笑边说：“这小子，要么不写，要么就写这么厚！”说完就坐下来很认真地看起来。

看完信后，他说，信中这些观点有的很好，有些需要进一步探讨和商榷。厦门是四个经济特区之一，处在改革开放最前沿，有很多新的做法。我来了这段时间，确实有很多感受和触动，特别是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需要深入思考和认真谋划。这样吧，我先简单说几点，你记录，帮我先回个信转达一下，有时间我再正式回信。

我记录完后，习近平同志看了看记录稿，点了点头说：“可以！”说完，他又转过脸笑着问：“你是哪里人啊？父母是干什么的呀？”我说：“我是河北石家庄人，父母都在中国科学院石家庄农业现代化研究所工作，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党员知识分子。”当我提到父亲张尔翼是高级畜牧兽医师的时候，他说：“我对你父亲有印象啊。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的时候，请过好几批专家，其中就有你父亲。”他这么一说，一下子把我们两个人的距离拉近了很多。

当他得知我刚从预备党员转为正式党员，还担任了厦门大学经济系团总支副书记后很高兴，说：“好！年轻人就应该要求进步，积极入团入党，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自己。要艰苦朴素，要‘自找苦吃’啊。”

临走时，习近平同志说：“我刚来厦门，认识的人也不多。你周末没事欢迎过来聊一聊，我很想了解你们大学生都在学什么、想什么、做什么。”他说，他们那个时代的大学生都是有过社会实践经历的，而80年代的大学生不一样，都是校门对校门，基础知识比较牢，但缺乏社会实践锻炼，想法和行为都有很大不同，这方面他想好好地了解一下。他当时说的一段话，我至今记忆犹新：“年轻人不能认为进了大学就进了保险箱，就等着将来直接分配到机关，一定要多接触社会，补上社会实践这一课。你们虽然读了很多书，但书里有很多‘水分’，只有和群众实践结合，才能把‘水分’挤掉。要给书本上的知识‘挤挤水’，才能得到知识‘干货’。”

采访组：您怎样理解习近平同志当时提倡青年人要“自找苦吃”？这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张宏樑：要说对我做人影响深远的，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讲到的要“自找苦吃”。他说：“我对自己的首要要求就是‘自找苦吃’。”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人生观。再一个原因应该是梁家河那段下乡经历对他的锻炼成长影响很大，是切身感受，也是肺腑之言。

记得后来，他跟我回忆了很多知青时候的事。其中一个就是大冬天下到粪池里起粪，这是当时农村最苦的活。因为冬天粪池里结着冰碴，但也得下去起粪，一方面需要沤粪，再一个粪池快满了，不起出来也装不下。习近平同志对我回忆说，去起粪就得把鞋子脱了，把裤腿挽起来，光着脚跳进去用铁锹一锹一锹往上起，冰碴把腿和脚划出一道道血印子。他当时只有十几岁，个子不够高，身体也不够强壮。起粪的时候弄得满身既有汗水又有粪尿，混在一起，又湿又臭，冷风一吹，全身冰凉。粪池里不仅脏，还散发许多恶臭的有害气体，令人窒息，越到后面越难受，既考验体力也考验毅力。但这个活他干得最多，每次都是第一个主动跳下去抢着干。他在别的地方也提过，下乡要过五关：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思想关。劳动关是关键的一步。他说，只有跨过了劳动关，树立了“自找苦吃”的想法，才能砥砺思想，让你的思想更加靠近老百姓，也让老百姓更加信赖你。

说实话，当时我对“自找苦吃”这四个字理解得还不深。后来，我特意去了一趟梁家河。当我亲眼看到习近平同志在梁家河插队时建起的全省第一口沼气池，听到当地村民中传颂他在梁家河为民造福的故事，终于体会到青年时的他真的是做过那些最脏最累的活才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才能和农民打成一片，感情也才更加深厚；我也真的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联系群众”，对习近平同志提倡的“自找苦吃”理解得更透了。在后来的人生路上，我时刻提醒自己，有苦吃是机会，要坚持多学多干，多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

采访组：听说习近平同志还与您的老师和同学们讨论过《资本论》，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很关心我们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经常问我，厦门大学伙食怎么样？同学们能吃得饱、吃得起、吃得好吗？然后问我家里每个月寄多少生活费，都有哪些花费？班上开了什么课？等等。当得知我们系开设《资本论》原著课程时，他还多次与我分享在梁家河阅读《资本论》的情景和感悟。

《资本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作。中国最早翻译《资本论》的学者王亚南先生曾任厦大经济系主任和厦大校长。所以，厦大经济系对《资本论》原著的学习非常重视，把《资本论》三卷原著列为必修课，每学期安排一卷，分三个学期学完。这在当时全国高校经济类本科教学中绝无仅有。我对习近平同志说：“虽然学习《资本论》原著很吃力，但同学们的积极性都很高，收获也很大，再学其他理论课程，特别是西方数理经济学，就很轻松了。”

习近平同志听完之后说，你们本科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是一个非常好的做法，学原理、读原著是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最佳方式，也是学习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最有效的方式。你们经济系坚持了这么多年，做法很好，对学生的成长和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的形成肯定会非常有好处。

他接着说，我在下乡的时候就通读过三遍《资本论》，也记了很多本笔记。我读过几个译本的《资本论》，最喜欢的是郭大力、王亚南的译本。内心也很敬佩他！因为王亚南先生不但是翻译家、教育家，还是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理解很通透。不只是翻译《资本论》，王亚南先生还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旧中国经济形态进行了深刻剖析，发表过一系列很有影响的著作，包括《中国经济原论》《中国地主经济封建制度论纲》《中国官僚政治研究》等，我也都读过。

后来，习近平同志让我联系学校，专门抽出时间到校参加了以“《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现实指导意义”为题进行的一次小范围座谈。学校的一些青年教师和学生有幸参与了这次座谈。

参加座谈的教师对《资本论》研究水平都很高，某句话在《资本论》哪章哪节哪页，前面讲的什么，后面讲的什么，前后如何结合起来理解，等等，都装在脑子里了。跟厦大的老师们座谈《资本论》，要是没读过几遍原著，没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坚实的社会实践，还真难以深入交流下去。但习近平同志很早就反复阅读过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老师们交流起来深入浅出，得心应手。他说起来既有理有据又生动透彻，因为他有扎实的实践经验，能够理论联系实际，理解得比我们深刻得多。对习近平同志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对社会的广泛了解，特别是他就《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当时特区改革开放的指导意义谈的几点意见，我相信参加座谈会的青年教师和同学们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记得习近平同志当时还讲到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叔本华，以及当时流行的萨特存在主义，等等。因为当时我还是个学生，知识不够系统，对习近平同志讲的内容记忆不是很清晰了，但有一点记忆犹新，那就是对一位年轻的市领导能如此全面系统地掌握《资本论》而感到敬佩。

采访组：您在厦大读书期间，和习近平同志还有哪些交往交流？

张宏樑：我们之间的交流还是比较多的。我经常在周末休息的时候到宿舍去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我还跟着他到厦门的贫困村进行过一次调研。那是1986年初夏的一个周末，习近平同志说：“今天我带你去海边看个贫困村，离你们厦大不远。”那天他没带秘书，让司机开着车直接去了何厝村。

何厝村地处厦门海防最前线，与当时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小金门岛隔海相望，最近相距才4000多米，用望远镜就能看得很清楚。当我们的车停到何厝海边的小路时，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我说，那边国民党士兵肯定正用军用望远镜观察着咱们呢。

由于何厝村是海防最前线，很多年来渔民不能自行出海打渔，生活比较贫苦，与厦门特区经济发展反差很大。习近平同志了解到石斑鱼在香港卖得很贵，也适合在厦门沿海养殖，他有一次到何厝村调研时，就提议何厝村养殖石斑鱼。我们去看的时候已经养成出箱了。记得何厝村支书跟习近平同志汇报，鲜活的石斑鱼出口香港能卖到300多块港币一斤。那个时候港币兑人民币的汇率比现在高，村民因为养殖石斑鱼，收入增加不少，经济效益显著。

习近平同志听了情况汇报后非常高兴，也非常欣慰，并进一步指出，解决温饱问题只是初步，还要想着产业发展，提出下一步村里要发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业。

调研结束时，村支书一定要请我们吃一条石斑鱼，说是让我们尝尝为什么石斑鱼能在香港卖得这么贵。我是第一次吃石斑鱼，感觉特别好吃，或许是因为心情好、价格贵才觉得味道鲜美吧。吃完鱼，习近平同志笑着对村支书说，这条鱼我可不能按香港的价格付钱啊，一是付不起，再说我也没有港币啊，说着掏出工资付了鱼钱。

这是我亲眼见证的习近平同志抓扶贫的实例。调研中，他说，我们国家扶贫的任务还很艰巨，一定要关心群众疾苦，扶贫工作要因地制宜，靠山吃山，靠海吃海，靠岛吃岛。村里要发展有本地民俗特色的乡土农家住宿和渔家餐饮，比如全鱼宴。还可以开展对金门岛的观光旅游，让我们的渔民开着渔船，带着游客，到金门岛附近，来一个近距离的金门岛观岛游，回来后再吃上一顿当地风味的渔家宴，住上一晚农家院，游客一定很多。摆脱贫困要长期抓下去，才能见到效果，不解决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问题是无法向老百姓交代的。

采访组：我们听说您后来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调查，习近平同志还给予了很多支持。请您谈谈这方面情况。

张宏樑：1986年年初，快放寒假的时候我去看他，并告诉他我准备回老家开展社会实践。习近平同志很高兴地对我说，好啊，我支持。他说，旅游业作为正定县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调走的时候才刚刚起步。旅游基础设施初始投入比较大，投资回收期较长，但方向肯定是正确的，你回去专门就正定旅游业的发展搞个调研，回来跟我说说，看看还需要我做哪些工作。

我回到石家庄，很快赶到正定联系上了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及资料组、信息组的三位同志，这三位同志都是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县委办工作人员。我向他们介绍说，习近平同志非常惦记正定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旅游产业和荣国府项目的情况。我准备结合“旅游经济学”课程要求，做一个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和展望的实习调查，请你们多帮助。他们三位首先领我到县委办公室资料室，把习近平同志在正定时的调研文章、讲话稿和起草的公文都找出来，我一眼就能辨认出那些稿子都是习近平同志亲自起草的，字体方正、遒劲刚毅、一笔一画、力透纸背。我一晚上没睡觉把相关的稿子都认真拜读了一遍。文稿思路非常清晰，可以看出习近平同志在抓好眼前工作的同时，也长远谋划正定几十年之后的发展。

第二天，我向这三位同志了解正定旅游业的具体情况。他们三位介绍说，正定是我国北方著名的文化古城，1983年习近平同志来正定不久就开始酝酿发展正定的旅游业，恰逢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连续剧《红楼梦》，需要建造一个荣国府，习近平同志就积极争取项目落地正定，并考虑借此机会建成实景，为正定县留下一处永久性的旅游景点。

正定历史上是农业大县，一些同志对发展旅游业还有疑问，认为一是没经验、没人才，二是建成了也怕没人来、包袱大。习近平同志认为，随着经济增长和人们文化生活需求的提高，旅游业肯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这个机会不能错过。他和其他县领导积极做工作，说服了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县委很快作出了兴建荣国府和常山公园的决定，为正定县旅游事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短短两三年时间，这些旅游景点的门票收入就快速增长，实现了经济效益和文化效益两方面的丰收。

调研期间，著名京剧演员杨春霞出演的《杜鹃山》正好来正定演出，这在以前的正定县是不可想象的。演出的常山影剧院，也是当年在习近平同志领导和关注下新建起来的。由于观众非常多，我记得我们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演出。从这件事就看得出来，正定的文化旅游产业已经起步了。

回到厦门之后我就向习近平同志详细汇报了正定旅游产业发展现状，虽然才起步，但势头很好，用不了几年就会上一个大台阶。他听了很高兴，同时指出，荣国府项目只是一个开始，不能孤立地看，不是只为拍一部《红楼梦》而建荣国府。将来正定旅游业大发展，不能光靠卖荣国府、大佛寺门票，如果这样，人家看一圈就走了，一定要吸引来旅游的客人在正定吃特色餐饮、购土特产品、看当地戏曲，留住一个晚上，只有这样搞旅游产业，人流链、资金链、服务链才能一环扣一环，周转起来，形成旅游文化产业链，才能把石家庄、北京、天津甚至更远的客人吸引来，形成正定特色的文化历史旅游。

习近平同志又亲自总结了几条，提笔给他的继任县委书记写了封信，就如何进一步发展正定的第三产业特别是旅游文化产业谈了意见，建议全县同志一定要团结一致，统一思想，紧紧抓住旅游产业不放手，发展成为正定县的支柱产业。

记得后来习近平同志还跟我说起，继任县委书记收到信后，还特地由上述三位同志中的一位陪同，到厦门看望了习近平同志。

采访组：在这次社会实践中，您有哪些收获？

张宏樑：这次社会实践对我影响很大，我在校主修的旅游经济学终于在实践中有了思考和应用，特别是正定发展旅游产业的生动实践，习近平同志重视第三产业、重视旅游产业与当地人文相结合的思想，成为我实习论文的核心内容，并受到老师的好评。

后来，我发现在习近平同志亲自主持编制的《1985年—2000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中，专门把旅游作为附属篇，提出把旅游作为重要的发展方向。

采访组：我们知道您后来毕业论文的选题也与河北正定有关，是否也受到了习近平同志的影响？

张宏樑：是的。我的大学毕业论文，从选题方向到题目、结论都得到习近平同志的指导甚至亲自修改。

1987年年初，我请教习近平同志如何确定大学毕业论文方向。我说想去调查了解一下石家庄市造纸厂，当时这个厂的厂长马胜利承包经营的经验正在全国大力推广，就此深入研究一下工业经济。但习近平同志建议我说，你还是回正定农村了解一些情况，研究一下那里的土地如何集中的问题吧。

习近平同志说，根据他在正定和在厦门工作的情况看，农业集约化是农业机械化的前提，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经之路，也是农民脱贫增收的必由之路。农业没有集约化就发展不了农业的现代化，农民就摆脱不了土地的桎梏，农村发展不了第三产业，也不能实现半城郊化、城镇化，不能实现农民增收。他希望我做个调查，也顺便带给他一些正定农村的信息和情况。

原来，习近平同志在1984年就提出正定县要走“半城郊型”经济的发展路子。这是一个介于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之间的中间型经济。基于正定紧邻石家庄的实际，习近平同志提出二十字发展方针，即“投其所好，供其所需，取其所长，补其所短，应其所变”。这就需要把农村土地集约化，把闲置的劳动力转化到为城市服务的第三产业中来。当我在正定做了初步调查和了解后，我才明白了为什么习近平同志让我来正定了解土地集约化经营问题，因为他还深深惦记着正定的发展，惦记着农民的收入，惦记着探索城郊县经济发展的新路。

这个选题得到了我的指导教师的肯定。结合所学习的理论知识，我就正定县土地现状、土地集约化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和实现的步骤进行了深入调查、研究和探讨，写出了关于正定土地集约化的毕业论文初稿，题目是《浅析我国农村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如何实现土地集约化谈起》。我把论文初稿送给习近平同志审看，他看后表示基本认可，说：“你作为一个快出校门的大学生，情况了解得不错，也具备基本的理论知识，但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实事求是，才能提出切实可行的分步办法。”他指出，在现有的土地所有制、承包制和户籍制度下，如何促进土地集中，这不是简单的课题，不能脱离实际想当然，不能一蹴而就靠理论。所以，你这个论文的题目应该改为“从土地集中‘难’谈起”为好，提出一些解决土地集中难的分步办法。他的一席话让我茅塞顿开，于是，我将毕业论文题目改成《浅析我国农业土地集中问题——从河北正定县土地集中难谈起》。

最终，我的毕业论文取得90分的高分，我的指导老师给我的评语是：“本文以河北省正定县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论述我国农业土地集中的意义、条件、途径及其存在的问题，内容体系新颖，理论联系实际，论述由浅入深，有较强针对性，有独立见解，对我国农村经济实践有一定指导意义。”我知道，能得到这样的肯定，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习近平同志的悉心指导，他的很多重要观点给我的论文大大加分添彩。

从指导我论文这件小事就能看出，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农业和农村工作。他任福建省长时，还特意请我的这位指导老师到省政府作农业经济专题讲座。后来，习近平同志在其博士论文《中国农村市场化研究》中也深刻指出，中国农村市场化改革是建立和发展农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取向，是突破农村改革和发展瓶颈制约、开创农村改革和发展新局面的重大举措，是实现农业现代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前提。

习近平同志也一直非常关心正定的发展。1993年3月，习近平同志到河北考察，他把我叫到他住的酒店，让我陪他一起回了一趟正定。记得还跟三位县委办的同志见了面，习近平同志对那些一起工作过的干部都很挂念，很有感情。

采访组：在您大学毕业回石家庄工作前，习近平同志都和您说了什么？

张宏樑：1987年7月9日，我毕业回石家庄的前一天晚上，去跟习近平同志道别，请教他还有什么要指导和嘱咐的。习近平同志对我说，你工作后一定要下基层工作，不能总待在上级机关，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至少要踏踏实实干上两三年，一个事情踏踏实实干上几年才有可能出成果。“不要把基层当大车店”，是他很有特点的一个说法。他说，我在梁家河的7年，正好是你们上高中、上大学加在一起的时间。我上的是梁家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你们一定要下基层，才能培养出对老百姓的感情，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实事，做出实效。

临行前，我对他说：“我的毕业纪念册，您给题个字吧。”他高兴地说：“好啊，我先看看。”他拿着我的毕业纪念册一页一页地翻，仔细看了每个老师和同学的毕业留言。当他看到我自己的留言是：“沉下去，绝不沉沦；浮上来，更不轻浮。请让自然规律做我们的动力吧，用我们的年轻做最大的资本。”他抬眼看了看我，点了点头，似乎还算满意，然后他说：“我给你写八个字吧。”

他拿起平时常用的圆珠笔，写下了“志存高远 行循自然”八个字，题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我感觉，习近平同志书写的时候很用力，写完之后，他说：“这八个字，你要好好体会，立志的同时，要务实、要实干。”

写完后，他又拿过我的笔记本，在上面写了十几个同志的名字和电话，让我回石家庄后代他去看望，其中包括吕玉兰等同志。他说：“这些同志都帮助过我，你回河北代表我去看望他们，谢谢他们，也把他们的情况写信告诉我。”

那天习近平同志还说，你既然回了石家庄，在把学习工作安排好的同时，抓紧把婚结了，一个是让你女朋友晨霞和她家里放心，再一个你要是25岁之前结了婚，25岁就有了孩子，这样你们年轻，精力旺盛，很轻松就把孩子带大了，对晨霞的身体影响也小。特别是你到了50岁时，正是最有经验和精力干事业的时候，孩子25岁大学毕业了，没有任何负担，你们俩都可以专心继续干事业，而且还形成了影响教育下一代人的良性循环。

他接着说，其实我们社会的传承也是这个道理，将来你们年轻人走向社会，在工作中要多向大你们十几二十岁的人学习，他们有经验有能力，能够带领你们更快成长。将来你们随着年龄的增长，到了40多岁，也要重视对小你们十几二十岁的年轻人的培养，这样就形成三代人上下传承，承前启后，绵延不绝的奋斗过程。

采访组：请谈谈您对习近平同志“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家风的感受。

张宏樑：习近平同志是个非常朴实的人，在厦门我们接触的这段时间里，他基本上都是天天走路或骑自行车上下班。按说他是可以有公车的。他对身边人也关怀备至。记得1986年冬天，天气特别冷，我寒假回石家庄过春节，习近平同志把他的军大衣借给我。他说：“你坐火车，还要倒车，穿军大衣会暖和些，我坐飞机回北京，穿夹大衣就够了。”

三天后，我到他北京的家里把军大衣还给了他。在他家，我感受到了“勤俭持家，低调做人”的优良家风。很幸运的是，那天我还见到了他的父亲习仲勋同志。习近平同志特意请习老来到客厅，向老人家介绍我：“这是我在厦门认识的小朋友。”习老握着我的手说：“好啊，他还年轻，你们要多帮帮他啊。”习老那天上身穿红色中式对襟棉袄，下身穿深蓝色西裤，满面红光，精神矍铄。

记得那天家里还有他的弟弟习远平。习近平同志介绍说，你们俩年龄接近，更能聊到一块。习远平当时正在创业，他开玩笑说他的项目很有前途，让我毕业后跟他去干，我说还是想回河北政府机关工作。习近平同志听了我们的对话，严肃地对我们说：“宏樑毕业后好好去基层锻炼，别想马上去什么大公司发财的事；远平干公司就好好干，别想回政府机关，做生意也别想着跟政府掺和。总的一句话，想发财就别想当官，想当官就别想发财，别想两全其美，‘鱼和熊掌不可得兼’，两个都想得，那是不可能的，那会害了你们自己。”这段话对我触动很大，像刻在我脑子里一样，至今记忆犹新。

那次在习家，我感到那么高层的国家领导人，家庭装饰摆设等与普通人家别无二致，大门上贴了春联，家里充满其乐融融、喜气洋洋的气氛，透出浓浓的年味。院子里堆着北方人过冬常备的白菜、萝卜和大葱，客厅也只摆着几盘花生、核桃和糖果。习近平同志让我坐火车帮他拎回来的一兜子漳州芦柑，就是最好的时令年货了。

习近平同志出身高干家庭，但做人非常低调，心里总想着为百姓做事。在交谈中，他时常说，咱们为老百姓干事，不能有只追求自己生活快乐的思想。大学生也一定要丢掉这种思想，扑下身子为老百姓工作。他曾经多次跟我说：“我自己把‘自找苦吃、为老百姓做事’作为第一信念。尽管会有很多坎坷，每天都经历不同的挑战，除非身体不行了，除非不让我干了，只要没有这两种情况，我都会坚定不移走下去。”

习近平同志做事非常认真，也很注重细节。他说，在军委工作时，首长下午要去一个地方，我对北京路熟，也知道怎么好走，但仍然要利用中午休息时间请司机跟我跑一趟，怕修路或改路了，耽误首长时间，亲自跑一趟才放心，这是细节。你做人做事都得有这个细节意识。

采访组：看来您在厦门和习近平同志的交流还是很多的，您还能否回忆一些有趣的生活片断？

张宏樑：好！我那时候经常利用周末去他宿舍找他，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厦门。习近平同志是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饺子，厦门的餐馆没有卖饺子的，只有一种类似饺子的“扁食”，但味道很不一样。有空的时候，我们就在他宿舍，自己动手包。他准备大白菜、猪肉，我就负责剁馅儿、调馅儿、擀皮儿，然后大家一起包饺子。他吃得特别香，说：“还是北方的饺子好吃！可比吃‘扁食’过瘾多了！”还夸我馅儿调得不错。

还有一件事让我印象深刻。1986年中秋节前的一天，习近平同志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大学生宿舍芙蓉二找我，说是单位发的，一个人也吃不了，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同学们都远离父母家乡，看着有这么大一个领导自己带来月饼给我们过节，都非常开心，都说没想到堂堂一个副市长能像大哥哥一样亲切。

采访组：我们相信，与习近平同志的那段交往是您不可多得的经历。您讲的这些事情，您所了解的习近平同志当时的那些思想，对当代青年人特别是大学生有哪些指导意义呢？

张宏樑：接受你们的采访，回忆起很多30多年前的珍贵往事，对我自己的灵魂也是一次洗礼。因为这些亲身经历，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我今天理解得就更深入一些。

我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划时代的伟大思想，主要由四重维度组成：从时间上讲，习近平同志几十年来艰苦实践，一以贯之；从广度上讲，他亲身经历了中国大多数阶层和行业，不屈不挠，上下求索；从高度上讲，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中国发展作出新贡献；从传承上讲，他传承红色基因，受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培养指导和中外历史先进文化的熏陶。伟大思想从四个维度与中国实际情况牢固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所以具有极强的生命力、包容力、指引力和传承力。

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非常关心青年成长。他指出：“广大青年要坚定理想信念，志存高远，脚踏实地，勇做时代的弄潮儿，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在为人民利益的不懈奋斗中书写人生华章。”今天我回想起30多年前和习近平同志的交往经历，对于我个人来说是一场难得的心灵洗礼，是一次珍贵的党性教育。他的谆谆教诲和嘱托就像春雨沁人心脾，像清泉洗涤人性，像春风唤醒绿叶，像闪电激荡尘埃，对当代大学生肯定会有重大指导意义。我坚信，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起来的新一代中国青年，一定能够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变为现实，一定能够成为合格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来源：中国青年报）